中国国家地理
关于CNG > CNG纪事 > 正文

十年经典 社长致辞:又是十年风雨路

www.dili360.com 2008-11-25 13:29 中国国家地理网 

  文/《中国国家地理》杂志社社长•总编辑 李栓科

  从风雪弥漫到秋风再起,许多青春不在、多少豪情消减、无数机缘擦肩。

  我曾在北极光中循着北极星的指引走向北极点,北冰洋的浮冰在原以为能安身保命的帐篷下瞬间撕裂又挤压拱起,“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”的豪情随着冷蒸发升腾的白色水汽瞬间湮灭。

  我曾追逐过南极空中五六个太阳的幻日胜景,南极大冰盖让我享受到灼伤与冻创。当“极地号”在最后一抹阳光下渐行渐远退出冰海时,我平生第一次号啕大哭,恐惧使我早已忘记了迎风而立的寒颤。我在南极的极夜里度日如年,在南十字星座的光芒下与雪被护身的帝企鹅惺惺相惜。

  我也曾在世界屋脊的帐篷里卧看银河斗转,与狼群对峙长达1个多月……

  10年的青春,交织着爬冰卧雪的苦难和探究自然奥秘的梦想,多少次已经濒临放弃,又听到来自心灵深处的呼唤:“再坚持一次!”

  10年前,从荒野中获得的坚韧力量被我一股脑儿地投进了另一种生活:办杂志。在把《中国国家地理》做大、做强的这10年,我经历了同样的惊心动魄与起死回生……

    (1987年--1996年)4年在青藏高原,4年在南极,剩下的2年时间在北极。每一种经历都是财富,而考察“三极”的10年给了李栓科难能可贵的人生经验:尊重他人、信念决定生死、机遇只留给那些有准备的头脑——这些,对其后的办刊也十分有益。此图为1995年,征途中的中国首支北极点科学考察队,李栓科为该队队长。

    (1987年--1996年)4年在青藏高原,4年在南极,剩下的2年时间在北极。每一种经历都是财富,而考察“三极”的10年给了李栓科难能可贵的人生经验:尊重他人、信念决定生死、机遇只留给那些有准备的头脑——这些,对其后的办刊也十分有益。此图为他在南极时与帝企鹅的合影。

    (1987年--1996年)4年在青藏高原,4年在南极,剩下的2年时间在北极。每一种经历都是财富,而考察“三极”的10年给了李栓科难能可贵的人生经验:尊重他人、信念决定生死、机遇只留给那些有准备的头脑——这些,对其后的办刊也十分有益。此为1988年考察可可西里时,壮观的冰瀑布再一次让他感叹自然之雄奇、人类之渺小。

  风雨同行:从地理到传媒的演变

  回想起来,我和《中国国家地理》的不解之缘还是从南极开始的。1987年大学毕业之后,我投身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,10年里,大致也就去过三个地方:南极、北极和青藏高原——当然,每个地方不止一次,每次的停留也算得上漫长。其中,1990年底参加的南极“越冬”队、在中山站度过的为期13个月的考察是最刻骨铭心的。因为,如果有足够的事情需要做、哪怕有危险我都不会感到那么受煎熬:大把的工作闲暇需要打发,无边的寂寞会在漫长的黑夜之中悄悄蔓延……终于回到北京、回家之后,《中国国家地理》的前身——当时正在孕育着一场深刻改革的《地理知识》向我约稿,后来于1994年、1995年连载了我根据自己厚厚的笔记整理、改写的“我在南极越冬”。两年、持续16期、长达4万多字的连载,为我赚到的外快却是少得可怜的,好像刚刚可以购买一条万宝路香烟。

  不过,直到1997年4月的一个下午,《地理知识》编辑部“元老”之一李志华老师敲开我的办公室门之前,我从来就没有想过,自己会被卷进这场蓄势待发的改革之中。摆在我面前的是艰难的选择,一边是心爱的、且已“初战告捷”的科学考察前沿阵地,一边是陌生的传媒行业以及充满坎坷的变革之路。

  我为何选择了后者?很多年之后,尤其是当《中国国家地理》开始在中国期刊界引领潮流,很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。其实,我的想法非常简单,李老师三番五次、苦口婆心的真诚,还有对荣誉、挑战、冒险的渴望,那种探索、尝试、失败、奋起、成功的诱惑——那时我真年轻啊!不过,10年之后,我为这个问题找到了理性的答案——准确地讲,或许这个答案早已存在于我的潜意识之中。

  在《地理知识》里,我曾经写过看到“幻日”时的激动心情,以及“幻日”产生的自然背景,难怪老祖宗会流传下来“后羿射日”的传说。那时的中原大地应该如同今天的南极一般洁净,人们真的可以看到9个太阳!然而,当时《地理知识》对地理“圈外”的影响委实有限。直到今天,还会有人问我,真的会有“幻日”?为什么会有“幻日”?每回答一次类似的问题,我都会更深刻地体会到:公众对地理科学方面的谈资如饥似渴,而地理科学也亟待更加广泛、更加有效地传播——的确,让我怦然心动的是科学传播的重要价值和广阔前景,虽然,那时我的心底并没有清晰地勾画出《中国国家地理》的发展蓝图。

  天下无小事。一本杂志的改革和一个国家的改革一样,初期只能摸着石头过河。庆幸的是,从一开始,我们就选择了一条最“笨”的、但可能是唯一的通途:内容为王——最初我们的团队只有9个人,其中7位更供职于编辑部。那时,国内高档杂志市场几乎被舶来品完全占领,封面清一色美女俊男。而我们的1998年第一期新版杂志封面别出心裁,选择了绝对的国货:憨态可掬的大熊猫。

1998年第1期封面

  在世界上,大熊猫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符号。选择大熊猫也透露了我们要立足“中国”、做好“中国”的决心。因为,作为一种越来越流行的杂志形式,许多国家都有自己的国家地理,显然,美国的《国家地理》、德国的《GEO》是这个行业中的领跑者,而我们得以面世的根本正是两个字:“中国”。

2000年第10期

  严格地讲,直到2000年第10期,《地理知识》才正式更名为《中国国家地理》。但是,我们这个团队更愿意把1998年的第1期当作改版10周年的起点。因为,就在那一期,和大熊猫一起,《中国国家地理》第一次以一行七八磅的小字出现在封面上,符合中国国情的变革是,“地理”两个字变大了,而“知识”被镂空、变浅,1米开外,似乎就可以忽略不见了。

  我们从未有丝毫亵渎知识的念头,但我们的确已经深深地陷入到了“科普刊物”与“科学传媒”的定位争论之中。1950年创刊的《地理知识》发刊词是:“一个现代公民必须对世界和中国的地理事宜有基本的认识。”——定位是100%的科普。到2000年10月,“地理知识”4个字撤离封面,《中国国家地理》的发刊词已更改为:“推开自然之门,昭示人文精华。”——我们想做的就是科学传媒。

    2000年10月18日,“《地理知识》创刊五十年暨更名《中国国家地理》庆祝大会”在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举行,留下了这张创业时期的部分C N G 员工合影。当时, 杂志社主要成员包括:社长、总编李栓科,执行总编单之蔷,编辑部主任李志华, 编辑李雪梅、刘晶、马明、王德辉、徐健、王牧,美术编辑李晟,图片编辑姜平,地图编辑陈俊华,行政部江郁(主任)、甘克军,广告部张星星(主任)、刘毅,发行部孙伟龙(主任)、闫成龙,会员部李晓峰(主任)、贾立。

  那时,我们已经注意到,传统的科普读物总在忙于回答 “是什么”、“为什么”一类的问题,随着分秒更新、海量存储、免费索取的互联网兴起,这类刊物只能渐渐淡出历史。而科学传媒的核心在于把握、跟踪和引领社会话题并提供谈资,才有可能具有适应网络时代的蓬勃生命力。饶是如此,我们应该怎样制作一本科学传媒呢?

  寻找青鸟的道路上布满了荆棘。幸好每个人的记忆都是选择性的。就像我的10年科考,我最不愿意回味的就是与狼对峙、冰河逃生……当《中国国家地理》获得阶段性的成功,我们的工作与生活变得越发充实,变革之痛也便越发遥远……只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、被某个恍如昨日的场景悄悄唤醒。但是,忙忙碌碌之中,谁又有时间去细细玩味呢!

    随着《新疆》、《云南》、《三峡》等特别专辑陆续推出,2003年,《中国国家地理》已经获得了越来越广泛的认可和关注。不过那时,CNG人在外面需要回答的首要问题依然是:“你们和美国《国家地理》是什么关系?”因此?

  无论如何,风雨之后我们看到了美丽的彩虹:现在,中国期刊界普遍公认《中国国家地理》已经成功地实现了从科普到科学传播的演变,走到了期刊界的前沿阵地。而我,也算得上与杂志风雨同行、命运与共:从地理学研究的圈子转型到了传媒行业。

  [1]  [2]  [下一页]

发表评论 
相关热词搜索 李栓科 十周年 中国国家地理  
收藏此页】【 】【打印】【关闭